FreeFromWechat Manifesto
言论不自由,言说无意义
逃离微信宣言——认清事实,但不认输
我们拒绝:
-无处不在的审查与自我审查
-超负荷的社交网络与无法预知的举报者
-专断的封禁与删帖
-切断我们与外部互联网的联系
我们呼吁:
-邀请你的朋友注册Telegram,或带着你的微信群/QQ群一起整体迁移,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,一起探索Telegram。
-“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”——乔治·奥威尔《1984》
天下苦微信久矣!
新冠肺炎是自然灾难,但当对瘟疫的自由谈论被限制的时候,瘟疫就变成了政治灾难。从2020年2月1日起,大量微信用户账号被短期或永久地封禁,相关讨论话题迅速成为微博超话。被封号者大多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,因而陷入错愕。申诉,呼告,自证清白,恳求微信官方开恩。是否申诉成功,谁都没有把握。但损失已经造成,且代价巨大。只有到了此刻,人们才猛然发觉,自己对微信账号的掌控是如此脆弱:原来我们从来没有自己账号的所有权。
不透明的审查规则和不可预料的举报者
微信绝非突然露出狰狞面目。我们早就习惯了朋友圈里充满无法打开的文章链接,也早已学会对某些话题和词语避而不谈。我们重新使用拼音来表达自己隐晦的观点,也习惯了在群聊里自我监督以保证群主安全。微信一直在审查我们,我们对此心知肚明。但审查我们的到底是潜伏在朋友圈的坏人,还是无所不在的大数据算法?我们到底做了什么,触犯了什么规定微信从来不会给出详情。没有公开透明的规则,没有公开的审判和辩论,一切微信说了算。于是,我们只能不断加深自我审查,颠倒图片,模糊文字,发明新的隐语,仿佛一场军备竞赛。
然而,输的却总是我们。在朋友圈里一句自我嘲解的玩笑,也可能被举报为不当言论;一个最普通的常识信息,也可以成为举报者眼中的政治谣言。粉红卫兵散布大江南北,中国社科院大学教师周佩怡,因为朋友圈一句抱怨,就被学生举报,遭遇被举报和开除的后果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唯一安全的朋友圈,就是不再发朋友圈。
公共和私人的边界变得模糊,我们想做良民而不得
我们想要变乖,以避免触碰界限,但犯错的定义却日渐模糊。事实上,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发布在同学群的消息绝非空穴来风;而官方所谓的造谣,不过是李文亮向朋友们发出的一个善意提醒。但李医生在更接近私人领域的同学群的发言,在警方眼中却是足以扰乱『社会秩序』的行为。我们误以为微信为个人提供了私人交流空间,然而事实上,在微信聊天无异于在大街上喊话,毫无隐私可言。在微信的环境中,公共和私人的边界变得模糊,这是一个想做良民而不得的体制。
被剥夺的完整使用权
我们面临微信的审查,微信同样要面对上级机关的检查。所以,为了我们和它自己的安全,微信决定提前帮我们失声。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研究发现,微信不会阻止我们发出消息,但却会阻止别人看到它,甚至会出现在群聊天中一部分人能看见信息,一部分人看不见的怪现象。而作为信息发出者,却收不到任何提醒。微信仿佛那个总是说「我是为了你好」的家长,替我们做出「什么可说」、「什么可以被看到」的决定,把我们当作稚童愚弄。在失去对自己账号的所有权之前,我们早已失去了对它的完整使用权。
看似繁荣的内容生态,却不能促进真正的公共讨论
无处不在的审核、时时面临的举报风险、不被赋予的完整使用权,无法申诉的专断封号,没有隐私保护的实名暴露。我们以安全、隐私和自由,到底换来了什么?的确,微信是高效的通讯软件,也让我们获取了看似丰富的资讯,也养活了数以万计的自媒体人。但许多重要的问题都被「效率」和「繁荣」掩盖了。封闭,专断,自恋 — 这是微信的产品设计逻辑。在这个无法引用和被引用,无法保证留存,无法讨论和质疑的言论环境里,自然充斥着耸人听闻的标题党,公开化的私人生活,取悦读者的「精神鸦片」和自以为是的愚昧偏见了。
什么是有意义的言论呢?有意义的言论能积累真知,导向共识,帮助判断,促进行动。在微信舆论场的喧嚣中,任何探讨重要公共议题的内容都会很快消失,更不必说从言论迈向行动。现存的所谓文化和思想市场,仿佛只是让大家忘记这个统治这个系统的不自由。
我们必须清楚,没有任何大局域网内的社交工具能让我们免于审查,屏蔽,封禁,甚至传唤。微信不过是当局制度性打压言论自由权的冰山一角。其他国内的社交平台和通讯 app,诸如豆瓣,知乎,微博,和微信相比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。房间里的大象吸干了我们赖以为生的氧气,而我们对它却无可奈何。
离开微信,去 Telegram,在没有监控的地方相见
- 若言论不自由,则言说无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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